破局“上游虚开，下游受灾”！高院再审案例确立受票方维权新路径

受票企业遇上游虚开认定，如何维权？这份再审判决给出了一个彻底解决的思路

上游企业开出的发票被认定为虚开，那么下游的受票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很快就会收到协查函，对受票方进行调查，对于受票方的处理，无非就是两种，一是受票方是善意取得虚开发票，那么就是补税，二是受票方不是善意取得虚开发票，那么就是补税、加收滞纳金和罚款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当然是努力争取认定为善意，尽管都要补税，但至少没有滞纳金和罚款，这也是不少企业遇到上游发票认定虚开的处理方案。

那么还有没有更好的，不用补税的方法呢？那就需要推翻发票为虚开的认定。但是发票被认定为虚开，不是受票方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认定的，而是上游开票方所在税务机关认定的，理论上就要去找上游所在地税务机关复议或者提起诉讼，如果成功推翻虚开认定，那么就不需要补税了。

问题是，上游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会受理受票方的复议申请么？起诉上游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会得到受理吗？

下面这起再审案例，或许给了一个参考答案，涉案的公司为了这个复议权，一审和二审都败诉了，结果再审来了一个反转，下面看看案件情况，尤其是高院再审时的观点，值得遇到同样情况的公司做个参考。

案件来源于法院裁判文书，文中所涉个人观点仅供参考。

一、案例引入：一场因412张发票引发的“维权持久战”

河北某有限公司（以下用“A公司“代称）和一家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用“B公司”代称）有正常的商业合作往来。2019年6月到2020年9月期间，A公司陆续从B公司取得了412张增值税专票，这些发票都是基于真实交易产生的，A公司取得后，也是正常的认证抵扣。

但是没想到的是，2020年11月，B公司所在地的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（以下简称“第一稽查局”）给B公司发了一份《税务处理决定书》，认定B公司对外开具的2063份增值税专票都是虚开的，这其中就包括了A公司的412张。

而B公司对于第一稽查局的虚开认定，没有申请复议，相当于默认了虚开的认定。

这下A公司就慌了，因为这意味着这412张增值税专票就不合规了，如果能认定为善意那还好，只要补税，如果认定不了，那么不仅要补税，还有滞纳金和罚款。

为减少损失，A公司在2023年11月向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（以下简称“大连市税务局”）申请行政复议，希望撤销虚开的认定。

5天后，大连市税务局作出了《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》，理由是：A公司不是这份处理决定的直接管理对象（也就是行政相对人），这份决定没直接剥夺A公司的权利，双方没有 “利害关系”，所以不受理。

不服气的A公司提起了诉讼，一审、二审均败诉，A公司仍然没有放弃，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再审。

二、焦点交锋：受票方权益是否遭受“实际影响”？

再审时，A公司提出了3个核心理由：

1、这份B公司的虚开发票认定，直接导致A公司手中的412张B公司开具的发票变为了“废票”，没法抵扣税款，增加了纳税义务，对A公司产生了实际影响。

2、根据税法规定，虚开发票是不合规发票，不能作为税前扣除依据，不管下游税务机关有没有作出税务决定，这些发票都已经不合规了，不能作为抵扣依据了，所以A公司是上游税务机关作出虚开认定的利害关系人，当然有复议权利。

3、A公司的损失已经是既定事实了，不需要等下游税务机关作出决定。因为上游税务机关已经做了认定，下游税务机关没法去推翻这个认定，只会沿用这个认定做后续处理，不管下游税务机关认定A公司是善意还是非善意，都需要补缴税款，如果不能对上游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，A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本没法得到真正的救济。

大连市税务局的观点也很明确：

1、上游企业虚开和下游企业不能抵扣之间，只是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，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 “利害关系”。

2、税务机关有明确的管辖范围，A公司要维权，应该针对自己的主管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，而不是找上游企业的税务机关。

3、国家税务总局的回函也明确，上游税务机关针对出票企业的处理决定，对下游企业不产生利害关系。A公司这么做，其实是想规避 “清税前置” 的条件，这会挑战现有的税务管理体系，不能认可这种复议途径。

三、高院释法：为何受票企业享有复议资格？

经过审理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支持了A公司的诉讼请求，撤销了一审二审判决和大连市税务局的不予受理决定，责令大连市税务局在判决生效后 5 日内依法受理甲公司的复议申请。

法院的判决理由主要围绕两个核心问题：

第一个核心问题：受票企业与上游虚开认定决定有没有“利害关系”？

有！

利害关系人，不只是直接被处理的行政相对人，还包括那些权利被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其他组织。判断有无“利害关系”，要看四个条件：主张的是合法权利、权益属于自己、损害可能性可预见、权益受法律保护。

A公司作为受票方，虽然不是上游处理决定的直接对象，但是这份决定将导致A公司发票无法抵扣，可能面临补税风险，这种损害是明确可以预见的，所以A公司和这份处理决定当然有“利害关系”，具备复议申请人的资格。

另外，法院还提到，如果B公司申请复议，A公司作为受票方完全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，这也从侧面说明A公司和处理决定有密切关系，当然有权自己提出复议申请。

第二个核心问题：让受票企业复议，有没有必要和实效？

有！

大连市税务局和之前一审、二审法院都认为，A公司应该找其所在地税务机关维权，但是再审法院指出，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

因为虚开认定一旦做出，就具有“公定力”，默认是合法有效的，下游税务机关做出处理时，必然会受到上游“虚开认定”的约束。

而根据税法规定，只要上游发票定虚开，这些发票在下游就不能抵扣，这种影响在上游处理决定作出时就已经产生了，不是等下游处理时才出现的。

因此只有允许甲公司对上游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，才能通过复议程序审查甲公司和乙公司之间的交易是否真实、发票是否符合规定，这才是真正有效的救济途径。

【总结】

虚开发票一直是税务监管的重点，而“上游虚开，下游躺枪”的情况，让很多守法经营的企业叫苦不迭。这个案例的再审判决，无疑给受票企业吃了一颗 “定心丸”：只要确实存在利害关系，就有权对上游的虚开认定申请复议，合法权益不会因为 “不是直接当事人” 就得不到保护。

对于企业来说，既要做好日常的风险防范，通过规范供应商管理、留存交易证据来降低卷入虚开发票案件的概率；也要了解自己的维权权利和路径，遇到问题时敢于发声、善于维权，不要轻易放弃。毕竟，合法经营的企业，就该得到法律的保护，不该为别人的违法行为 “买单”。